冬季来临，2025年至2026年雪季已经全面开启。受寒潮影响，今年北方各大雪场的“开板”时间较往年有所提前，新疆片区凭借得天独厚的高海拔优势，依然充当全国雪场的“急先锋”，崇礼、吉林、北京的雪场也相继开业，客流不断涌入——但“滑雪热”的背后，还有不容忽视的安全问题需要“雪客”提高警惕。
12月3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三年审理涉冰雪案件情况：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延庆区人民法院共审理涉冰雪案件47件，其中2023年7件、2024年10件，而2025年前10个月已达30件——和3年前相比，冰雪运动相关案件数量翻了几倍。
涉冰雪案件激增，引出“后冬奥时代”冰雪产业快速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事故责任的认定、教练资质的认证体系和“游离”在监管边缘的新兴项目。“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热潮背后，冰雪产业的“冷思考”同样重要。
“自甘风险”与模糊的雪道交规
在延庆区人民法院通报的案例中，游客相撞、责任认定难的案件是“典型”案例。比如，李某在某滑雪中心高级雪道滑单板时与王某发生碰撞并受伤，李某随后将王某及滑雪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双方连带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经审理认为，滑雪属于高风险运动，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与即应视为愿意承担相应风险，而关于滑雪公司的责任，法院认为该公司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李某要求滑雪公司承担责任的请求，亦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由于滑雪运动属于高风险活动，受“自甘风险”规则规制，且相关侵权属于一般侵权，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北京南山滑雪场总经理胡卫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近年来的滑雪热潮带动更多爱好者走进雪场，但大部分初学者、参与者对相关规则、法规并不熟悉。“北欧、北美等冰雪运动发达的地区，对滑雪事故的处理有明确的规则可循，就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要遵循交规一样。”胡卫表示，国际滑雪和单板滑雪联合会（国际雪联）此前公布的《滑雪安全准则》，在国际范围内雪场得到普遍认可和执行，但大多数初学者对这些规则知之甚少，责任划分经常引发争议。
胡卫向记者介绍，此前曾有一起滑雪事故在业内引起很大反响：一位技术娴熟的单板滑雪者按照正确方式转弯滑行时，被一名初学者从后方直线冲撞受伤。在法庭上，初学者一方坚称滑雪“就应该往下冲”，最终法院采纳了雪场工作人员、巡逻队员和教练的专业意见，认定正确的滑雪方式应该是转弯滑行而非直线冲刺，从而作出判决。
“目前不少地区解决冰雪纠纷往往倾向于‘息事宁人’，这虽然能快速化解矛盾，但长远来看，不利于建立明确的规则意识。”胡卫说，“正确的判决更有利于国内滑雪参与者建立正确的规则意识，这既是对滑雪者人身安全的保护与警醒，也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各方权益”。
保险问题则让雪上纠纷的情况更加复杂。根据保险法规定，雪场不能强制游客购买保险。过去雪场门票中包含2元保险费的做法已被禁止。“这意味着，只有少部分具备风险意识的滑雪者会主动购买年度运动保险。但是大量初学者往往没有购买任何保险就上了雪道。”胡卫表示。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事故形态，南山滑雪场配备了“公众责任险”，主要针对非游客直接碰撞导致的受伤，比如魔毯突然停止导致的摔倒。“但对于游客之间的碰撞事故，这类保险的作用相对有限，还是需要大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主动购买保险。”胡卫说。
资质乱象与季节性隐忧
事故责任认定之外，围绕着“滑雪教练”，近年来也不断有纠纷产生。
毕业于首都体育学院的王路宇于2018年考取了现名为“滑雪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以下简称“国职”）的证书，并曾在多家雪场担任教练。他表示，目前国内滑雪教练资质认证体系仍在完善中。“国职这几年发展很快，2018年我考试时，还没有区分单板和双板，也没有分级。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区分单板和双板，并设置了4个等级。但相比成熟体系，我们的考核机制和技术门槛还有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国际认证也在国内“野蛮生长”。国内流行的国际认证包括PSIA-AASI（美国）、CSIA-CASI（加拿大）、BASI（英国）、NZSIA（新西兰）等，不少教练会以“国际认证”为噱头吸引学员，但其真伪与实际资质，需要消费者进一步检验。
更复杂的是，“很多雪场有自己的考核制度，教练分高级、中级、初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拿到了官方认证的相应级别证书。”国职、国际证书、雪场内部证书多头并存，“消费者并不清楚这个教练到底水平如何，是很危险的一件事。”王路宇说。
“相比而言，大型雪场的教练更值得消费者信赖。”王路宇介绍，万龙、太舞等大型雪场建立了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机制：教练每月接受技术考核，未达标者会被降薪降级；教练在不上课时会接受内部培训；达到更高技术水平后可以获得晋升和加薪。
但王路宇也表示，这样的雪场毕竟是少数。由于北京、河北地区滑雪季节较短，大量教练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许多在校学生、业余爱好者考取教练证，仅在雪季的几个月内从事教练工作。“这种用工模式虽然满足了雪场的短期需求，但也导致了教练队伍不稳定、整体水平参差不齐。”他说。
“同时还要严格辨别‘黑教练’。”王路宇说，“黑教练”是指未在雪场正式任职的私人教练，大部分雪场都会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如果‘黑教练’在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由于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很难追究责任，可能对雪场和消费者都造成不良影响。”
王路宇还表示，冰雪碰撞事故主要由撞人者负责，教练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正规教练至少能及时处理伤情、呼叫救护车，履行基本的安全保障职责——这意味着教练更多扮演的是技术指导和应急处置的角色，“消费者还是应该及时购买保险、了解雪上规则，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从完善监管到冰雪运动意识培养
除了传统的高山滑雪，近年来冰上龙舟、雪地足球、雪地摩托、儿童雪上乐园等新兴项目也在快速发展。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秘书长王涛说，协会正在推动多个雪面项目，“这些项目门槛更低、参与性更强，能让更多不会滑雪的人也能享受冰雪运动”。
这些新兴项目在安全管理和责任界定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明确。“雪上龙舟”案就是典型：某文旅公司与某冰雪公司签订协议，由冰雪公司在文旅公司经营的园区内运营冰雪项目。一游客带孩子玩“雪上龙舟”时受伤被送医治疗。随后游客起诉，拥有园区的文旅公司与经营冰雪项目的冰雪公司就责任归属产生争议，延庆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关于责任承担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合同以外的第三方，两公司均需承担赔偿责任。
延庆区人民法院指出，近年来冰雪运动的经营模式和消费模式不断创新，儿童雪上乐园、冰雪研学、冰雪运动培训等创新经营模式的发展，预付式、团购、套票等多种消费模式的不断涌现，让冰雪运动背后的法律关系更为复杂。
一位相关冰雪乐园管理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新兴项目往往采用“委托经营”或“场地租赁”模式。“一旦出事故，消费者该找谁？内部的免责条款如何划定责任？这些认定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清晰。”
这位负责人表示，新兴项目的风险不容忽视：雪地摩托速度快、操作难，游客往往缺乏培训；冰上项目需要考虑冰面厚度、承重能力检测；儿童项目更需要特殊的安全防护标准。“这些还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我们目前要‘摸着石头过河’。”他说。
相比传统滑雪已有国家标准、分级管理、教练资质体系，新兴项目在准入门槛、操作规范、人员资质、应急预案等方面，都还缺乏明确的制度支撑。随着冰雪业态日益多元化，如何在鼓励创新与保障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课题。
“我们冰雪运动在规模上起步较晚。”王涛表示，起步晚不仅体现在竞技体育层面，更体现在大众冰雪文化层面。“冰雪运动发达地区，每年冬天家门口都有雪，雪太大出不去怎么办？穿上滑雪板才能走，这是他们的日常交通工具。我们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目前相关产业的制度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相关协会要做的就是培养全社会的‘冰雪文化理念’。”
在王涛看来，安全意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滑雪界有句话叫‘滑雪终极是骨科’，这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在提醒大家认识到冰雪运动的危险性。冰雪运动参与者必须掌握基本的安全技能，才能规避事故发生。”
“以滑雪为例，滑雪应该比谁‘巧’，而不是比谁‘猛’。滑雪不是一场大冒险，而是一项保护自己、保护他人的运动。”王涛表示，目前北京市雪上运动协会正在通过举办各类相关培训活动和比赛，让参与者了解“雪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自己”。
“同时，雪场应该加强入场教育，让每个滑雪者都了解基本规则。媒体和司法系统也应该发挥各自作用，通过更多正面案例的宣传和判决，让正确的冰雪运动意识和规则深入人心。”王涛说，只有当社会各方都重视规则、拥有良好意识，冰雪运动才能真正安全、健康地发展。
（应受访者要求，王路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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